在《无辜囚徒》所呈现的荒诞境遇中,陆景与宋清歌的生存状态恰如存在主义视域下的自由意志悖论:她们被抛入一场并非自我选择的童年暴力,却不得不在其阴影中持续进行成年后的生存选择。表面的“自我放逐”实则是面对世界无意义性时的极端回应——当传统道德与理性秩序在创伤面前失效,她们以怪异的生活方式进行无声反抗,试图在荒诞中重构存在的自主性。同居的相互依存既是对抗孤独的抉择,亦是对他者凝视的短暂逃离;而最终一生一死的分化轨迹,则残酷揭示了自由意志的沉重本质:即便在相同的创伤底色下,每个个体仍须独自承担选择的重负,并在无可逃避的境遇中,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对自我存在的终极定义——或承受荒诞继续生存,或以死亡完成最后的自由决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