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军铁蹄下家破人亡的郑律成,其流亡与创作生涯恰是存在主义境遇的深刻映照:他被抛入一个荒诞的世界——殖民暴力肆意摧毁着家园与至亲,个体在历史的巨浪中宛若无根浮萍。然而,正是在这绝对的压迫与虚无中,郑律成以一次次抉择践行了其自由意志的本质。他携琴远赴中国,并非被动逃难,而是主动投向一种可能性的追寻;在延安,他将个人悲愤淬炼为集体抗争的旋律,把《八路军进行曲》的创作视为对命运荒诞性的超越性回应。音乐于此不再是消遣,而成为在虚无中筑造意义的行动——每一个音符都是对压迫的否定,每一段旋律都是向太阳的奔赴,在集体的共鸣中,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偶然性被赋予了抵抗的永恒形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