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东柏林,国家安全部贴心地为青年诗人卢德格提供了双轨制创作体验:白天用打字机记录叛逆咖啡厅里的“反动诗句”,晚上用录音机复述同一批诗人的如厕习惯。当他以卧底身份睡了第一个监控对象,又以诗人身份睡了疑似上线的情报员后,这场荒诞剧的舞台便从普伦茨劳贝格的地下室延伸到了三十年后——彼时两沓分别标着“文学档案”和“斯塔西档案”的卷宗正在档案馆里互相指控对方抄袭自己的人生。导演豪斯曼甚至让汤姆·希林用同一种迷惘眼神诠释写诗和写告密报告时的创作瓶颈,仿佛意识形态的尽头竟是某种存在主义行为艺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