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,记者誉玲在翻阅旧案卷时发现一批特殊囚犯:他们均因未成年时犯下重罪,于一九八五年被判处“等候英女皇发落”。随着主权移交临近,这项殖民时期的模糊判决陷入法律真空——刑期未定,无人接管。以少年犯张有铭为代表的在押者已被囚禁逾十年。誉玲联合议员梁忠勤展开调查,揭露出三十余名类似处境者构成的社会边缘群体。他们组织家属联署抗议,迫使新政府直面历史遗留的司法困境:如何在新时代界定旧制度下的“无限期等候”。案件最终推动香港终审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,为所有同类囚犯设定明确刑期。整个过程如同一面棱镜,折射出政权交替时法制衔接的裂缝与个体命运的悬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