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总在深夜抚摸那枚褪色的徽章,指尖划过嬉皮士的莲花与经济学家冰冷的刻度尺。1969年的雨季,他用凯恩斯理论的手指解开我扎染长裙的结,我们在曼谷阁楼用身体书写另一种经济学——汗液是流通货币,喘息是通货膨胀。可他们不知道,我偷藏了他计算社会成本的手稿,在页边用指甲油写下情诗;他也不知道,我怀孕那夜正是他起草《农村信贷改革》的凌晨。当游行队伍经过窗下时,我们正在地板上用两种语言接吻,他的泰语情话里夹杂着德语经济学术语,像一场注定崩盘的货币战争。1971年秋天,孩子随着落叶流产后,我烧掉了所有扎染布料,却留下那页写满边际效益分析的纸——在供给与需求的函数图最深处,有两个小到看不见的交点,那是我们从未向世界承认的:两次心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