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死后何必情深》是刻在我们十七岁课桌上的一句谶语。那时我们共用一副耳机听摇滚,鼓点震得胸腔发麻,以为叛逆就是对抗全世界的姿势。林野总在晚自习翻墙去画他的星空,颜料蹭在校服袖口像洗不掉的银河;我偷偷写的小说里,所有主角都在十八岁死去——仿佛只有用决绝的死亡才能证明曾炽热地活过。直到那个暴雨夜,我们蜷在废弃车站躲雨,他忽然说:“你看,活着才能把星空画完。”雨停时晨曦漫进来,铁轨尽头泛起雾蒙蒙的光,我们都没再提那个故作沧桑的片名,只是踩着积水往家走,脚步声惊起满巷麻雀,忽然懂得有些和解不必等到死后,就像青春不必以燃烧为代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