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存在主义的凝视下,《与魔鬼打交道的人》中的张公甫,恰是萨特式“被抛入”荒诞境遇的具象化存在:他身处蒋管区魔窟,每日与杜康夫、严克飞周旋,这非其所选的境遇本身即是世界的无理性荒诞。然而,正是在这极端不自由的牢笼中,其每一个选择——无论是拒绝弟弟于海宝的请求,还是面对佩戴长命锁的女儿艾棣却恪守纪律不相认——都成为了自由意志最尖锐的践行。这些抉择并非基于确定性的伦理指南,而是在“上帝已死”般的价值真空中,于焦虑与孤独里,以绝对责任为自己立法:他将党的秘密与使命内化为超越性的生存规划,从而在“群魔”环伺的深渊中,以持续的选择行动,定义了自身“地下党员”的本质,并在这定义中对抗着存在的虚无,赋予了荒诞境遇以悲壮的英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