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最后的乘客》那失控的钢铁牢笼中,刘易斯的际遇恰是存在主义境遇的残酷缩影:日常生活的偶然邂逅(与伊莲娜)突转为直面死亡的绝对境遇,将他从“繁忙父亲”的既定角色中粗暴地抛入荒诞——列车成为人类处境之隐喻,一切稳定意义(服务人员、安全系统)骤然消逝,唯余赤裸的生存危机。恐怖分子设定的机械命运,并未剥夺刘易斯的自由,反而以最极端的形式将其唤醒;他被迫在虚无的轨道上做出选择,每一次挣扎都是对荒诞世界的反抗宣言——英雄与否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注定毁灭的列车上,他仍以行动为存在赋义,于被动境遇中主动承担起全车人的希望,这本身便是自由意志在荒诞深渊中最悲怆的闪光。